漫談《三國演義》影響與史實
作者：蔡西濱老師
歷史領域裡的學術研究抑或小說，最重要的是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條件的齊備與協調。而如此條件齊備的作品，通常是令人雋永難忘的經典。元末明初時期，羅貫中綜合民間傳說和戲曲、話本，結合陳壽《三國志》與裴松之注的史料，創作了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，現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，俗稱為「嘉靖本」，共24卷。清康熙年間，經毛綸、毛宗崗父子刪改後，方成為今日家喻戶曉之《三國演義》。雖然《三國演義》有別於正史《三國志》，所謂「七分寫實，三分虛構」，但這部歷史小說可說是影響中國人生活、道德、價值觀最深刻的文學創作，其對民間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越了正史。時下年輕人談三國必舉《三國演義》為史實，顯見今時媒體影響之巨大。如果避開史實，單獨談論《三國演義》所遺留下來的歷史意象，則可謂中國文學中影響華人生活層面最廣泛與深入的一部創作。
羅貫中將《三國志》十分巧妙地融入《三國演義》，不同於正史的是在編寫此書時，作者心中已經有了一個『抑魏吳，揚蜀漢』的主旨，將正史史料予以取捨、增刪而成。也因為這樣的主旨，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信仰、戲劇藝術與生活價值觀。如關公文化，在正史中，關羽只是次級戰將，但歷代統治者與百姓卻對其青睞有加。帝王冊封將關羽聖人化，與文聖孔子相提並論成為『武聖』。《三國演義》中「一面紅旗，風中招颭，顯出一個大『關』字來。船漸進岸，見雲長青巾綠袍，坐於船上；傍邊周倉捧著大刀；八九個大漢，各跨腰刀一口……」，並以一詩：「藐視吳臣若小兒，單刀赴會敢平欺？當年一段英雄氣，尤勝相如在澠池。」描述當年關羽單刀赴會，其忠貞、勇猛的形象深植人心，今日中國人言忠義必稱『關二爺』，關帝廟遍布全球華人圈，百姓頂禮膜拜、香火不斷；戲劇中，關公紅面美髯，刮骨療毒中談笑奕棋的神威形象，深刻烙印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中。「太祖運籌演謀，鞭撻宇內，攬申商之法術，該韓白之奇策，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矯情任算，不念舊惡，終能總禦皇機……抑可謂非常之人，超世之傑矣。」（陳壽《三國志》），這是曹操在正史中堪稱平允的評價與形象。然而隋唐之後，曹操開始被視為一個現實政治上的操作對象。李世民評曹操以「雄武之姿，當艱難之運……匡正之功異於往代」，想當然爾，這是李世民自比曹操馬上平定天下之功。司馬光也稱讚曹操「知人善任，難眩以偽……識拔奇才，不拘微賤……雅性節儉，不好華麗。故能芟刈群雄，幾平海內。」然而，在《三國演義》第四回中，曹操殺呂伯奢一家九口，一句「寧教我負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負我」成為其標誌性名言。在這段故事中，除了陳宮這號人物是虛構之外，事實上可能確有其事。陳壽似乎有意避諱此事，單寫「太祖乃變異姓名，間行東歸」，但裴松之就此事卻注有王沈《魏書》曹操遭劫被迫殺呂伯奢一家、郭頒《世語》與孫盛《雜記》曹操多疑殺人等三個版本，羅貫中為了劇情需要，為了抑魏，為了勾勒曹操多疑、殘忍的性格，採用了孫盛的說法，尤其是《雜記》中的『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』。而曹操如此的形象，在戲劇中也總是被塑造為粉臉奸臣的角色，連黃口小兒都知道曹操是個十足的大壞蛋，這當然純粹是出於戲劇中必須有正反角色的劇情需要。然而，若說羅貫中對曹操只貶不褒，也不甚公允，在《三國演義》中，只有兩個人被對方（包括敵手）尊稱為『公』的，一個是『關公』，另一個就是『曹公』，可見在羅貫中的心目中，曹操仍是高人一等。而他奸臣的標籤純粹只是一般人被生活中的戲劇規則影響罷了。
《三國演義》中另一個重點就是作者「移花接木」的功夫了得，在「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」一回中，羅貫中為鋪陳「空城計」，先有司馬懿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：『諸葛亮平生謹慎，未敢造次行事，……』點出諸葛亮在司馬懿心中的印象，這是「空城計」心理戰略成功的關鍵。中間鋪陳馬謖失街亭故事，致使諸葛亮不得已弄險守西城縣，「孔明傳令，教將旌旗盡皆藏匿，諸將各守城鋪，如有妄行出入，及高聲言語者，立斬；……孔明乃披鶴氅，戴綸巾，引二小童攜琴一張，於城上敵樓前，凭欄而坐，焚香操琴」。羅貫中最後以孔明：「此人料吾生平謹慎，必不弄險；見此模樣，疑有伏兵，所以退去」作為呼應與結尾。「空城計」在日常生活中常為一般人用在以虛代實的語境中，是一個心理戰術的應用。但是在史料記載中，真正的「空城計」主角並非諸葛亮，而是魏文帝曹丕時期的將領，江夏太守文聘，當時他防線中的石陽城因連日大雨，城柵被沖壞，該城守軍並不知孫權已經兵臨城下，回守不及。文聘急令城內所有人隱蔽起來，而他本人則在城內裝睡。孫權面對文聘不出戰與空城，心生疑慮，「權語其部黨曰：『北方以此人忠臣也，故委之以此郡，今我至而不動，此不有密圖，必當有外救。』遂不敢攻而去。」（《三國志．魏書．文聘傳》）。作者將史料中孫權與文聘兩位主角置換成司馬懿與諸葛亮，成功地塑造諸葛亮足智多謀的歷史形象。
此外，『草船借箭』的主角其實也不是孔明，赤壁之戰中，周瑜與諸葛亮立下軍狀，限令孔明在十日內造出十萬支箭，想藉貽誤軍機之名除去諸葛亮。沒想到諸葛亮非但答應了並自己縮短期限，三日內務必交出十萬支箭。最後孔明借由算出當晚有大霧，騙取曹操十萬支箭。但事實上，從史料中並未有諸葛亮借箭之事，但赤壁之戰五年後，卻真有「借箭」之事發生，當事者是孫權，建安十八年正月，曹操攻打濡須，雙方僵持一個多月，「權乘大船來觀軍，公（曹操）使弓弩亂發，箭著其船，船偏重將覆，權因回船，復以一面受箭，箭均，船平，乃還。」（《三國志．吳書．吳主傳》裴注引《魏略》）。因此孫權借箭純屬意外之舉，羅貫中將此段史料挪來成就諸葛亮熟陰陽、曉陰陽的本事。
《三國演義》塑造了中國人千百年來的價值觀與生活觀，羅貫中以史料為本，透過消化、移轉等各類手法，成功地將三國歷史情節內化到中國人的性格與生活藝術中，其影響是深遠的。舉凡因關公文化所產生的廟宇香火現象、以及忠義的垂範；諸葛孔明成為我們生活中巧妙智慧的榜樣，也是死而後已負責精神的典範。或許說，沒有了羅貫中《三國演義》的出現，中國人的總體性格、藝術戲劇、生活與價值觀、廟宇信仰等各方面勢必失去不少光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