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作家眼中的中國：專訪余華

　　我們認識的中國作家余華，是《活著》人生大起大落的福貴、《許三觀賣血記》草根十足樂觀的許三觀、《兄弟》個性大不同，卻同樣隨著時代起伏的李光頭或宋剛。

　　他樸實貼近生活的語言，草根的主角設定，即使被命運操弄仍然散發人性光輝的故事，感動了無數讀者。然而從《兄弟》開始，他的故事發生背景逐漸離開了文革時期，進入了現代中國。從《兄弟》下集開始，社會的光怪陸離及性欲橫流在余華的筆下瘋狂競逐著，這讓許多讀者疑惑或批評，想著：余華接下來要去哪裡？

　　經過四年後，余華又交出一部作品，卻是一部散文隨筆集《十個詞彙裡的中國》。透過十個詞彙，余華從十個方向來凝視當代中國，同時也凝視著自己的作家歷程和書寫焦點。

　　書名乍看之下很像政治評論集，內容卻一點也不枯燥；很會說故事的余華，用一個個故事組成十個詞彙，夾敘夾議地，每個都說得活色生香。散落在各篇章裡的，可以看到他組成故事的元素，了解他的成長背景與時代觀，以及和時代脈動緊密結合的，一個中國作家的當代政治社會看法。

　　誠品站專訪余華，聊聊這十個詞彙，以及十個詞彙之外的余華觀點。

誠品站：在小說《兄弟》出版後的四年，您帶給我們的新作是散文隨筆《十個詞彙裡的中國》。您在訪談中曾經表示，外國媒體總是針對您的國籍，請教您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，您對這個現象感到有些無奈苦惱。然而為何現在又選擇寫出「一個作家眼中的中國」？

余華：這個起因，如同我在前言中所說的—二○○九年三月，我在美國期間，白亞仁邀請我前往波姆那學院（Pomona College）講述當代中國。這位老朋友將我的演講題目定為「一個作家的中國」，我在準備演講稿的時候，發現了這本書；我告訴白亞仁計畫寫作這本書，白亞仁立即表示願意承擔此書的英文翻譯。當我回國後決定自己的寫作從十個詞彙出發，白亞仁就將書名建議為《十個詞彙的中國》。

　　我一邊寫，他一翻譯，從二○○九年四月開始寫，在法蘭克福書展時只寫了四個詞彙，就開始賣版權；全書定稿之後，英文也翻譯完畢了。一般我的書名是我自己想的，只有這個書名是他想的。
 
　　寫這本書的初衷，也和埃及的示威遊行一樣，醞釀很久了。我想那麼多年來，我還是很多話要說，光用虛構的方式來說，不夠。有時候，需要用一種非虛構的方式說，說得更加直接一點。

　　所以，寫完這本書以後，覺得心裡面很痛快，雖然寫完第一篇以後，我就知道這本書不能出版了。在中國，文革雖然不能評比，但是還是可以談論；「六四」卻連談論都不讓。

　　不過中國網民和學者作家們，已經學會技巧地去發言，網路上無法寫出「六四」，因為被屏蔽了，他們改稱「五月三十五號」。

　　我還想談談一個現象：我的一名朋友在美國國務院研究中國和俄羅斯網路，兩個都是社會主義的國家，但是中國大陸的微博特別活躍，俄羅斯微博沒人寫。他才發現：越是管制你，你越想說；沒人管你，你反而不想說了，你覺得說話沒有任何意思了。

　　就好比現在大陸期待民主選舉多好，台灣現在已經對選舉厭倦了，覺得無聊，我們期待那天，我們可以暢所欲言，想寫就寫；但是當給你這個自由的時候，你發現你沒話要說了。這也是一種矛盾。

 
誠品站：第一篇「人民」當中，您談到了六四天安門事件。在那時候，您用故事來定義您心目中的人民，時至今日「人民」的內容已經被置換。不過由於您的書在大陸十分暢銷，您的文字可說是和人民在一起的，您怎麼看待現在的人民？
 
余華：我之所以要寫人民那篇文章，就是因為結尾那樣的經歷，沒有燈光，一陣熱浪湧來，人的體溫能傳得比聲音還要遠，人民的力量集結在一起的時候的感受。領袖那篇，也是從最後那樣的感受來延伸，因為你對這個詞彙感受太深了，要寫時，你會把別的類似經驗也寫進去。
 
　　怎樣能構成「人民」？當我們的訴求趨向一致的時候，人民才會出現。否則還是個體，為了掙錢而吵架。

　　昨天看新聞，兩個中國旅遊團在台灣阿里山爭上火車，不僅吵架還打了起來，這讓我想到一個故事：一名在美國學習的中國研究生要搭校車，遠遠地看到校車似乎快開走了，他心裡一慌，拔腿狂奔，罔顧眼前規矩排隊的美國人。

　　美國人看到他這氣勢，趕忙左右讓開，刷～地讓出一條路來；等到他終於上了校車，才意識到「這裡不是中國，這是美國！」他一想起來，就臉紅了，一路紅到學校去。

　　但我看到這新聞，他們不臉紅，卻讓我臉紅了，覺得真是很羞愧！像這種情況是構不成人民的。
 
　　雖然我們所遭受的待遇都不公正不一樣，但是當我們的願望都趨向一致的時候，「人民」才會出現。而現在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出現人民？我在網路上感受到的，當你批評官員和有錢人的時候，人民才會出現。但這也不是非常好的現象。他不知道批評官員和有錢人的時候，更該批評的是背後體制的問題，但他們不關心。所以「人民」這個詞彙，我覺得只有六四時出現過，從此沒出現過。
 
　　當然，我們大陸出現過很多群體性事件，很多網民的上網聲援自焚事件等等，但是這樣的「人民」曇花一現，出現幾天、一個禮拜，最長一個月又消失了。網路和新聞都是一樣的，大家都關心新的，遺忘重要的。

　　我在想，當下一次人民這個詞彙，以正式大規模的方式出現的話，不知道中國會變成怎麼樣。
 

 
誠品站：在「領袖」「魯迅」等詞彙當中，想到了一個詞叫「樣板」。在今日，樣板是否依然存在呢？
 
余華：現在用新的方式在替代舊的方式，但是基本上還是那個樣板。譬如我今天參加台北書展的新聞發佈會，我覺得比大陸說得要好多了，他至少說得沒那麼長，要是改在北京和上海，介紹的時間起碼要一個小時以上，可能因為被批評得多了，慢慢也學乖了，但是一聽內容，還是樣板。
 
　　作家也一樣，你讓一個作家到處去演講，他慢慢也會變成樣板，因為都是那些話重複來重複去，他要隔幾年以後才會有新的東西出來，否則還是樣板。所以我想，這個很難迴避，無非是有些人的樣版很呆板，有些人的樣版很生動。

　　官員說話的八股樣板很難避免，因為官員在公開場合的說話是很謹慎，很緊張的，但他私底下肯定不是這樣子。

　　我倒是真的不反對中國官方發言的方式，我只是希望他們說得短一點！這方面，可以考慮和台灣學習。一個短的發言，就算不好，也還行；一個長的發言，就算很棒，感受也會很糟糕！
 
 
誠品站：「閱讀」、「寫作」是從舊的集子裡摘出的，但是寫得更完整。有關這兩件事情，您是否可以給今日年輕人一些建議？
 
余華：只有一個字，寫。寫作裡面的寫，就好比人生經歷一樣的，沒有經歷怎麼會有人生呢？經歷越多，人生越豐富。

　　寫就是這樣，你不寫，就不會知道什麼是作品，也不知道能夠表達出什麼東西出來？在這個世界上，最笨的方式往往是最聰明的方式，你想要找一個聰明的方式是找不到的，笨方式反而是好方式。
 
　　我一般是不願意向人推薦書，因為每個人人生經歷不同，對我有用的書對別人不見得有用。閱讀當然非常重要，因為閱讀能增長知識，也能讓心裡越來越健康。我們生活在現在的社會，人們內心深處的巨大壓力需要發洩，通過一個虛構的人物，你為它的命運哈哈大笑或哭泣，你為他的命運擔心，在某種程度上也減輕了自我的壓力，一方面也增長了自我的資質。
 
　　一個好的作家或評論家，必先是一個好的讀者。一個在社會上的成功人士，他也會讀，他可以讀到想要的東西。

　　在閱讀時，你也不要在乎名人或身邊的人的說詞。那怕你朋友說這書有多麼的好，但你讀了幾頁之後，你覺得讀不下去了—這可能會有兩個原因。

　　第一個原因：那些名人們說話靠不住，你朋友可能就是信名人的，名人說假話的機會多，因為他們說話機會多！第二個原因：這可能是本好書，一個人和好書相遇是需要緣分的，你可能還沒到和他相遇的時候。

　　這就是我在魯迅中寫到的，我中小學時實在不喜歡魯迅，等到我三十六歲再讀到時，我突然發現，我命中注定的相遇時間，應該在三十六歲，而不是十六歲。如果我那時候不喜歡魯迅，硬要我讀是讀不出東西的；但是當我已經到了時候，我就能夠讀出箇中滋味。
 

誠品站：您為「草根」賦予了生猛的力量，更像「草莽英雄」。「草根」成為「新權貴」的影響力為何？
 
余華：草根也會有變化，一部份人會選擇進入官方主流之中，但真正的主流我們目前是看不見的。

　　我從知識份子的角度來舉個例子。從八十年代起來的知識份子，無論是學術、做生意或者走上仕途的，成功的人，大部分都是草根。畢竟高級幹部的孩子少，中國大陸那麼大，那麼大的舞台，很多人可以給你機會。老權貴的孩子那怕佔了大的地方，也沒辦法通吃，因為顧不過來。

　　在八十年代，經歷了思想解放運動，大家的想法是很一致的。但經歷了九十年代，這群人馬上就分開了。一群人為錢說話，一群人為官說話。中國大陸知識份子，現在卻不論科班與否，一概缺乏兩個知識份子的基本特色：獨立性、批判性。

　　這群草根成功之後，他們也不一樣。有一群人可能沒人知道，他們很成功，用他們的方式慢慢在改變這個社會：有很多人捐了很多錢卻不欲人知，有些人行善卻很高調…做慈善，當然說各種方式都應該鼓勵，只不過我比較不認可那樣的方式。

　　我們的草根非常的複雜，不管在經濟、軍事、文化等領域，都有一群草根有很廣泛的影響力，他們可能會影響中國今後發展趨勢；但是草根當中那些優秀的菁英們，他們是否能夠達成共識相當重要，但目前還看不出來。

　　忙著作秀的人，就不用抱有期望了，不同朝代都說當政當權者好，不論草根或權貴，都是一樣。
 
誠品站：「山寨」、「忽悠」這兩個字，差不多也是年輕一代對於中國的理解。這兩個詞彙怎麼會突然風靡起來？

 
余華：「山寨」和「忽悠」這兩個詞彙，在大陸一出現就風靡，至今風靡，其原因就在於九零年代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後，價值觀的混亂所帶來的。

　　這兩個詞，代表道德判斷已經不重要了—山寨讓「盜版」在輿論上合法化了，而忽悠把「欺騙」鬧劇化了。

　　「忽悠」這個詞的意思就是「你不要當真了」。說「欺騙」，大家是不能容忍的，但是用上忽悠這個詞彙，意思反而變成「誰讓你被人欺騙，你自己是個笨蛋！」

　　當一個人被欺騙之後，不會對騙人者產生憤怒，反而譏笑被騙者？這讓違反道德的行為，逐漸成為合理的存在。

　　等到這兩個詞消失的時刻，可能價值觀又能清晰起來。我覺得這兩個詞就是代表大陸亂象叢生、光怪陸離的社會，現在你用任何誇張的詞說大陸當代，一點都不過份。
 

誠品站：中國即使內部有許多矛盾紛爭，對外依然有無比自信的民族態度，有時甚至理盲；也想要問問您有關於「民族主義」的想法？
 
余華：民族主義並不是中國根深蒂固的思維，更多是情緒化的表現。人民需要發洩，對生活不滿的人也會「藉題發揮」，尤其大陸題目不是那麼多，有些題目被限制了，民族主義可以讓大家找到知音，不會覺得孤單。

　　中國老是宣傳國家了不起，自我感覺很好，也會導致民族主義的盛行，但民族主義的心態起源也很複雜，常因人而異。
 
　　我發現，在北京奧運會前後，民族主義就發生變化了。北京奧運會前，年輕人要是在網路上說中國壞話，大家會群起而攻之，你不能批評。北京奧運會後，卻可以批評了，因為這群年輕人發現：我們怎麼找不到工作了？為什麼我所熱愛的國家，沒有給我工作？

　　一直到九十年代，中國大學生就業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奧運會以後經濟衰弱，條件越來越差。他們會去思考：為什麼我們會這樣？轉而對政府官員不滿，民族主義的情緒反而沒有這麼強烈了。
 
 
誠品站：看您的微博，知道您最近去了一趟埃及，遇上了抗議。作為一名旁觀者，您怎麼看待這次的經驗？
 
余華：這次的經驗，我覺得和六四有點像。我在開羅電視中看到，坦克進來以後，那些示威遊行的人們爬上坦克，拉著國旗，拼命拍照。非常像六四前戒嚴的時候，坦克進來，人民去給他們送水，教育他們，說明你們不該這樣做。

　　現在想想六四真的是發生的早。當時的社會矛盾真的不突出，一九八九年農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，工人是九十年代才開始失業的，六四剛好在這個時間交界點發生。

　　在那個時代，發生了那麼大規模的示威遊行，我想還是文革的影響，甚至熱情的一種延續。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六四又影響了蘇聯解體，東歐的變化，社會主義一下子就全完了。

　　像這次埃及的抗議事件，也影響到葉門、敘利亞、約旦等周邊國家。以此對照，六四的國際意義還是很大的。不過埃及確實是社會矛盾極其尖銳而爆發了抗議，六四發生時，則是社會矛盾尚未那麼的衝突。
 

誠品站：「當他人的疼痛成為我自己的疼痛，我就會真正領悟到什麼是人生、什麼是寫作。因為中國的疼痛，也是我個人的疼痛。」您在書中寫下了許多中國的疼痛，但這樣的疼痛，您認為有得治癒嗎？
 
余華：當今政府對於某些爭議話題，由於民意越來越強大，有點被迫的在改進。不過，治療我們中國當代疼痛的權力，不在我的手上，也不在其他人手上，是在政府手上。
 
　　這個疼痛，有點像人生病之後產生的炎症。我希望我們能將疼痛拿出來，而不是只是掩蓋起來，反而讓傷害逐漸擴大。及時拿出來治療，可能會比較快康復。

　　到目前為止，這種治癒疼痛的主動權，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上，因為很多事情，是沒有民意的，立場相似地去討論一個話題的機會，是很少的，反而更多話題是被人忘記或不關心的。透過文學的影響，那怕有的話也是很微小的，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。

　　誠如書中我所寫的：「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。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，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，去尋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。」

　　我還是希望發揮這小小的影響力，尋找出這些原因，懇切地寫出真正的想法與情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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